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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
6月6日

满天梅雨是江南

北京又起沙尘了,黄沙蔽日,风声暴戾,使人艰于呼吸行进,我不禁怀想起故乡浙南的山温水软,然而随即想到,此时江南行将进入梅雨季节,顿时把虚妄的乡愁打消了大半。怀乡怀旧这些东西本来就像诗人的幻想,或是单相思的对象,多半靠不住,需要距离调剂才有滋味,实际上并没多大意思,只有得不到时才会思慕不已。

游人想象江南,总说杏花烟雨,“闲梦江南梅熟日,夜船吹笛雨潇潇”,添上一个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,魂为之顿销。其实游人未必只合江南老,江南倒是只适合观光客浮光掠影。我不见江南梅雨,已近十年,然而殊无怀念。此时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,回忆起伴随我漫长青春期的梅雨,仍觉暗无天日,心情郁郁。

记忆中的梅雨彷佛并无尽头,无穷无尽,太阳永远都不会自乌云后出现。小时候偶尔会见到嬢嬢在院子里戟指骂天,恼恨之极,只能如此。历书上虽然有入梅和岀梅的说法,古人风雅的叫法是“迎梅”与“送梅”,实际上起止并不分明,只觉像灰暗的青春期撞破了头也找不到出口。好不容易阴云稍微散开一点,隐隐有点太阳影子,马上又风生雷动,淫雨苦不休,到处潮湿水汪汪,地上墙上皆濡湿黏腻,人心上也起一层汗浸浸的不舒服。水缸壁上缓缓滴下水珠,小时候对着可以岀半日神,觉得那青色的厚壁水缸在哭泣。黑板也渗出水来,粉笔在上头咯吱作响,使人牙齿微酸。整个世界颠倒淋漓粘嗒嗒纠结成一团。时常白昼亦如黑夜,只能无日无夜点着灯,起一种非人间的惝恍。衣服怎么也晾不干,半湿的就得往身上套,微凉地贴在前心后背。一路踩水往学校去,打伞也遮不住被风吹来的雨丝,往往是湿着半条牛仔裤坐着上课,慢慢用体温烘干,散发岀一种未经阳光的气味,俗谓“水臭”。头发窠里彷佛也腾腾地往上冒湿气和热气,使人疲乏不振。雨季给我们尴尬的青春期增加了许多咬啮性的烦恼,分外的羞耻与不愉快。

墙上有时会现出斑驳的霉斑,幼时看了颇觉有趣,因为尽可驰骋想象,好比《浮生六记》里对着蚊子喷点烟雾假想是仙鹤,现在看着大约只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。梅雨也称霉雨,在一般人心中,倒是后者更为确切。有关的记载大概最早出现于周处(即有名的除三害之首)的《风土记》:“夏至曰黄梅雨,沾衣皆败黕。”沾衣便即霉坏,现在看着觉得很是夸张。然而李时珍也言之凿凿地说:“梅雨或作霉雨,言其沾衣及物,皆出黑霉也。”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论断与我们现在的日常经验并不相符,衣服沾到梅雨未必会发霉,不过,稍微潮湿一点、少经人手的地方会生出霉斑,这是确然的。比如墙壁,比如碗橱,比如书。在书店里像选秀女一样挑了品相最好的书,隔几个月一看,已经变得又黄又软,散发出潮湿的霉味,有时竟长点霉斑。食物的霉变,尤其令人不快,即便居住在干燥得如同准沙漠的北京已经十年,彷佛还能看到摇曳的丝丝霉菌,都作碧青色,十分妖邪。

雨天最适宜的事情大约是睡觉。“画船听雨眠”,我没有这样风雅,只有一次雨中搭船的经验,那是非常凄惶不愉快的。不过在暗沉沉的冷雨天,卧在温暖的被窝里,的确非常写意,屋外风雨琳琅,分外觉得自身的安全无虞,睡得分外安心。周作人嫌夜雨扰人清梦,“睡着也彷佛耳边粘着面条似的的东西,睡的很不痛快”,可见他苦雨比我彻底许多。我虽讨厌梅雨,初来北京,仍非常不习惯长期干旱无雨,某天夜里听见沙沙雨声,惊喜地翻身下床,搴帘望去,哪里有什么雨,不过是北方的大白杨叶子被风吹得乱响。

梅雨初歇,难得晴天,大家都赶着在院子里摊开东西晾晒,有个专门的词叫作“晒霉”。虽然没有张爱玲《更衣记》那样辉煌热闹的绫罗绸缎的墙,究竟算一件让小孩子们很是起劲的事情。积年的并不值钱的玩意儿摊了一院子,在孩童心里宛如所罗门宝藏般可以钻在里面消磨一个下午。拍一拍旧衣裳,阳光里腾起微尘,分明地觉得春日迟迟,岁月悠长。钻在樟木箱里翻出一件桃红丝绵小斗篷,连着镶边小帽,好似昭君兜,欢喜不置,缠着妈妈问我穿过吗我穿过吗,一定要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。让我极兴奋的是在抽屉缝里找到许多民国的画片儿,像我们幼时玩的然而要精致许多,现在想来,大抵是香烟画片。而往事如烟,那些画片儿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另有一大套发黄的线装《白香山诗集》,封底赫然用毛笔写着四个繁体大字:“阿澄猪头”。镜澄是我七舅,想来不知哪个舅舅幼时同兄弟怄气,偷偷写在他的书上。如今他们都已年逾古稀,垂垂老矣,散居各地,经年不能见面,应是谁也不记得这些儿时事。

很巧,白香山(即白居易)的诗里也写到过梅雨季节晒霉,“中庭晒服玩,忽见故乡履”,遂回忆这是邻家女子赠的定情信物,取双行双止之意,然而自己竟被贬谪了,孤单单地在江南,还不如鞋儿成双成对。把鞋子拿在手里鉴赏嗟叹,绣得这样精心,却遭了梅雨,颜色都黯淡了(《感情》)。过于琐屑的感叹,使人有点不耐烦。白居易久居苏杭,大约深感梅雨之苦,诗里写得不少。比如听说元稹将被贬谪到南方,顿时忧心忡忡,写诗警告道:“衣斑梅雨长须熨”,关切到极细微处,简直婆婆妈妈。

白居易写诗,描摹入微,笔下的梅雨虽稍嫌琐碎,究竟还算家常亲切。不像其他北方诗人纯粹使用梅雨字面上的美丽可爱。比如唐太宗的“和气吹绿野,梅雨洒芳田”,算是顶早的写梅雨的诗,正如大部分帝王的兴至之作,堆砌而无甚感情。梅雨像是一种江南自带的符号,为了对仗或者仅仅是为了出现而出现。比如“润浮梅雨夕,凉散麦风余”(李峤《四月奉教作》)、“杜馥熏梅雨,荷香送麦秋”(崔翘《郑郎中山亭》),很难认为这样浮泛的应制而作的句子带有多少诗人的个人体验。更多的时候,诗歌中的梅雨是出于诗人对南方的两种极端的描摹或想象,一种是湿润充满梦般诗境的江南,他们经常在送别即将下江南的朋友的诗中,想象江南的美好,大抵是劝慰或者是祝福,像韩翃的《送李秀才归江南》“荷香随去棹,梅雨点行衣”,李端《送路司谏侍从叔赴洪州》“梅雨细如丝,蒲帆轻似叶”。另一种则是被贬谪到可怕的蛮荒之地,比如今天两湖的偏僻地区等。唐代南方经济远较北方落后,况且贬谪自然是去到穷山恶水。前文提到的白居易的忧虑,当时元稹是被贬到湖北,他本人在诗里说:“瘴云拂地黄梅雨”,瘴气在我们想象中是非常蛮荒的地方才有的事物。白居易送别一个朋友去湖南,也忧虑地写道:“年年渐见南方物,事事堪伤北客情。……帆开青草湖中去,衣湿黄梅雨里行。”(《送客之湖南》)现在的南方人读了难免要嘀咕一声,北方风物亦大大堪伤南客情也。

到了宋代,大约是由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,诗词中的梅雨,渐渐圆转流丽,再无生涩硬砌之感。著名的如赵师秀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久候不至,而意态仍如此闲雅从容。现代人心为物役,终日奔忙,何时能忘却营营呢。又如贺铸以“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,梅子黄时雨”比喻无边闲情,妙绝天下。贺铸貌甚寝,诨号“贺鬼头”,思慕女子无法出口,只能在路边偷眼觑看,相思欲寄无从寄,化为断肠名句,名号倒变得雅致许多,叫做“贺梅子”。

梅子黄熟时而雨,故称为梅雨,但是我们这些南方人都没吃过新鲜梅子,只吃过话梅。青梅煮酒,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,英雄儿女,都只是纸上使人向往的东西。现在有人说梅雨是因杨梅得名,只怕并无依据。杨梅成熟往往已近雨季的末梢,故乡俗谚谓:“夏至头烂,杨梅当饭。”头烂是天天下雨、使人觉得不堪的意思,茶山杨梅最好,大者如乒乓,紫红多汁,甜酸可口。最记得是有一回雨夜,家人自茶山归来,在门口放下一篓子新摘的杨梅,上面放着几朵白茶花,犹自带着雨珠,至今想来,仍疑在梦中。梅雨时泥螺最是好吃,称为“梅螺”。北方人多不识,乃是一种青色海味,壳薄而透明,味道鲜美,并不需烹制,浸泡于酒中,称为醉泥螺。《闽中海错疏》说:“泥螺……酒浸一两宿,膏溢壳外,莹若水晶。”同醉蟹、醉虾一样,都是外省人很难欣赏的天下至味。现在凭空拟想,便要流下口水,惹我们思乡的,只怕永远是儿时的美味。

旧时还有以梅雨烹茶的雅事,“阴晴不定是黄梅,暑气薰蒸润绿苔。瓷瓮竞装天雨水,烹茶时候客初来。”以大瓮置于庭院之中,贮梅雨水。苏东坡对此也有描写:“梅雨须多置器,于空庭中取之,并入大瓮,投伏龙肝两许,包藏月余汲用,至益人。伏龙肝,灶心中干土也。”据云“梅雨如膏,万物赖以滋养,其味独甘,梅后便不堪饮”(明罗廪《茶解》),烹茶饮用,仅次于泉水。《红楼梦》里描写贾母至栊翠庵吃茶,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,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,捧与贾母。贾母问是什么水,妙玉答道: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这旧年雨水,恐怕就是梅雨水。现代人只用饮水机沏茶,至于烧开一壶自来水,灌进仿制的紫砂壶,装神弄鬼比划几下,就好算茶道了。哪里分得出什么甘泉、旧年梅雨水、鬼脸青花瓮装的梅花上轻浮的雪水?梁实秋尚可说得一句:“喝茶,喝好茶,往事如烟,不提也罢。”我们连往事亦没有。

 

4月5日

喷嚏

博士同事打了个喷嚏以后,忙忙的跑去拿手机,道:“我一打喷嚏,总疑心有人想到我了,给我发短信了。”我不禁莞尔,想起我的北大七年同屋leon也是如此,喷嚏之后,必定嘟囔着说一句:“我妈想我了。”

我倒从没有这样的联想,虽然在北京的风沙里鼻炎有愈演愈烈之势,今年尤其猛烈,简直要担心谢某将死于喷嚏,倒从没想过谁在想我。喷嚏和想念似乎很早就搭上关系了,《诗经》里有“寤言不寐,愿言则嚏”的说法,郑笺:“言我愿思也。……我其忧悼而不能寐,女思我心如是,我则嚏也。今俗人嚏云‘人道我’,此古之遗语也。”钱锺书说梅尧臣在诗里写自己出外思家,希望他那位少年美貌的夫人在闺中因此大打嚏喷:“我今齐寝泰坛外,侘傺愿嚏朱颜妻。”故意在诗里引入一些粗俗的东西,有《诗经》在上头,倒没觉得喷嚏入诗多么奇怪,但是毛毛虫、水车乃至清代的电线之类的写进诗里,总不大能欣赏。钱先生还说,愿言则嚏是元曲里插科打诨的材料。一下子想不起佐证,倒是《牡丹亭》中有一段让我初读时差点爆笑,原来是有渊源的。柳梦梅拾到杜丽娘的自画像,爱慕得天天叫唤:“美人,美人,姐姐,姐姐!向真真啼血你知么?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。”这痴心秀才未免太不怜香惜玉了。老上海百乐门情歌里有一首讲打喷嚏的,很有趣:

我并没有重感冒
也不是白雪公主老友记
为什么一天到晚打喷嚏
这事情太希奇
难道有谁惦记我
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提
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
打一个不停歇
上个星期有一位小李小李
跪下了他的双膝
他一定要我同意允许他成连理
还有一位就是那小纪小纪
也对我提出威胁非要我爱情专一
要和他在一起
一定就是他们两
在那里连名带姓把我提
所以我一天到晚打喷嚏
打一个不停息

我家乡没有喷嚏表示有人想念的说法,倒是耳朵痒有这个含义。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偶尔会让我猜她哪一只耳朵痒了,猜错了她便笑着说,哎呀,有人骂呢。猜对了,那便是有人想念。耳朵和想念,元曲里也写到过的。马致远:从别后,音信绝,薄情种害煞人也。逢一个见一个因话说,不信你耳轮儿不热。

朋友见我喷嚏不住,神秘兮兮的说,听说喷嚏跟性高潮有关。我目瞪口呆,赶快好学的去google。学习的结果是,这是某印度性学大师的言论,他说女性的高潮就好像喷嚏。我疑心翻译得有点问题,是不是他其实说的是女性的高潮就好像喷嚏,说不清楚呢?另一条结果说,喷嚏离死亡最近,好像假死,高潮也是如此。倒让我想起法语里的小死petit mort有性高潮的意思。某喇嘛认为明光会以粗略的形式出现:打呵欠、打喷嚏、进入睡眠或性高潮的时刻。这个术语“明光”大概是一种濒死一样的感觉吧,眼前一片白光,灵魂飞升在半空。打喷嚏倒是一种便捷的、粗鄙的通天人之际的方式,可惜我这个春天,喷嚏打了不少,智力没有半点长进。

 

1月10日

二百年道行,毁于男色?

二百年道行,毁于男色?
——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看清代同性恋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正人君子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(以下简称《阅微》)看见“道”与劝惩,八卦小人看见俶诡奇谲,我看见——同性恋。然而不看见委实是很难的,《阅微》一共二千多则故事,涉及同性恋的有三十多处,清风胡乱吹开一页,上头便赫然写着“娈童”二字。纪晓岚“雍容淡雅”(鲁迅语)地叙述清代薰矣的男风,上至巨室、县令、乡官、书生、举人、富子,下及太监、伶人、士兵、道士、商人、园丁、车夫、佃户等,遍及社会各个阶层,该大学者又好发议论,和他的几位气味相投的大学者朋友引经据典,从同性恋成因一直谈到恋童关乎采阴术,因此,后世学者自开始研究中国同性恋以来,就无法绕过《阅微》。
中国同性恋研究专家开宗明义,总要追踪“比顽童”的开端,一来就搬出纪昀说的“杂说娈童始黄帝”(《阅微》卷十二),纪昀在底下加了一条注,说著名学者钱大昕“能举其书名”,似乎别有所本。不过,黄帝是否存在,尚待考证,这句堂皇的话说了等于没说。纪氏自己也认为,这种说法“殆出依托”,不过接着他旁征博引《商书》、《逸周书》、《周礼》等等,考证史籍中同性恋的最早记载,的确不负博古之称。更显出他的学者本质的是,他马上研究了同性恋的成因,并有实例为证。他认为:“凡女子淫佚,发乎情欲之自然,娈童则本无是心,皆幼而受绐,或势劫利饵言。”举例说“某巨室喜狎狡童,而患其或愧拒,乃多买端丽小儿未过十岁者,与诸童媟戏时,使执烛侍侧,种种淫状,久而见惯,视若当然,过三数年,稍长可御,皆顺流之舟矣。”这里显然认为是同性恋是后天的,潘光旦先生总结为环境劫诱说。恋童癖“处心积虑,凿赤子之天真”,其教化方式令人发指。但在卷九,色艺双绝、“失身于歌舞之场”的伶人方俊官,回忆幼时曾梦见自己成了一个“珠翠满头”的新娘子,纪昀和他的好友们就此大发议论,作因缘上的推敲,纪氏认为,“事皆前定”,是一种“业报”,这里他又倾向于先天的夙命说了。但他的朋友倪余疆不同意他的观点,认为:“殆积有是想,乃有是梦,既有是想是梦,乃有是堕落,果自因生,因由心造,安可委诸夙命耶?”这是后天的意志堕落说。纪氏也承认倪氏的话较能“正本清源”。
端丽小儿,男性的洛丽塔,是古代同性恋理想的情人。《阅微》中的娈童,多是十三四五岁,花儿一样的年纪,颤巍巍立在男孩与男人之间的临界点上稍纵即逝的美。这与古希腊人对美貌少年的倾慕同出一辙,斯特拉顿说:“12岁的男孩惹人喜爱,但是他长到13岁就变得更美了,14岁时少年的爱之花更加芬芳馥郁,而15岁更增添不少魅力,16岁则是尽善尽美的年纪。”《阅微》卷十六记载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的木工之子,其“姣丽”令一个“不知为妖为仙”的道士难以自持,险些坏了二百年的道行。纪昀对道士天人交战的心理描写十分精彩,道士诵咒迷了美少年,两人肉帛相见,只差入港,道士在紧要关头“忽蹶起却坐”,说:“修道二百余年,乃为此狡童败乎?”沉思了半日,又在美少年身边卧倒,“周身玩视”,“慨然”道:“如此佳儿,千载难遇。纵败吾道,不过再炼气二百年,亦何足惜!”差点做了男色白娘子,道行的不要。不过在这个间不容发的时刻,该道士再一次自言自语:“二百年辛苦,亦大不易。”下了床,呆若木鸡,过一会,开始“绕屋旋行如转磨”,倒是和段誉抵抗阴阳和合散的方法庶几近之。不过接着他用了壮士断腕法,抽短剑“自刺其臂”,二人终于都得幸免。纪昀大大地称赞了道士的悬崖勒马,说:“此道士于欲海横流,势不能遏,竟毅然一决,以楚毒断绝爱根,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。其转念可师,其前事可勿论也。”这个千载难遇的美少年,是不是像《魂断威尼斯》的塔奇奥那样,有着绝世的容光,令一个有二百年修行的道士,竟要以自残来摆脱魔障?这种美,如电如露,一旦娈童年纪稍长,就不复存在那种超出性别、亦男亦女的极致的诱惑。在卷三的一个故事里,书生对早逝的娈童念念不忘,惘惘成心疾,老和尚给他做心理辅导,便从这个角度入手:“此童如在,日长一日,渐至壮伟,无复媚态……则厌弃之念生矣。”而在另一个故事里,美少年容貌的变化颇可令人发噱,某人驾着马车在路边见到一个“娟丽如好女”的十五六岁的少年,心中大动,便让他搭便车,走了几里地,觉得该美男稍微老了一点,再走一阵,发现他长出了胡子,到了旅馆,已经进化成一个白胡子老公公,与某握手作别,拿腔捏调地说道:“蒙君见爱,怀感良深。惟暮齿衰颜,今夕不堪同塌,愧相负耳。”某人只好自认轻薄,活该遭到狐鬼的戏弄。
在古希腊,美少年长大后,往往从0号转为1号,诗人提欧根尼这样描绘这一身份的转换:
我请求你,美貌的少年,满足我的要求;
某一天你会站在另一个少年面前,
乞求头戴紫罗兰的塞浦路斯人(阿芙罗蒂忒)的礼物
愿你像我一样如愿以偿。
但在中国古代,娈童长大后,更多地是娶妻生子,成为倾向于异性恋的双性恋乃至真正的异性恋。这固然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伦理特别重视,与娈童往往是外部因素造就的也有莫大关系。《阅微》就颇记载了几个疑似直男的娈童。某人买了一个秀雅小童,本来只想当个使唤奴才,没想到临睡觉的时候,小童自己脱了衣裳“宛转相就”,该人也就勉为其难,无可无不可了一番。完事以后,小童“伏枕暗泣”,问他:“不愿意吗?”回答说:“不愿。”“不愿意为什么先来勾引我?”小童的一番回答可惊可叹,说他父亲在世的时候,养了好几个娈童,有的“初来愧拒”,马上鞭子伺候说:“也不想想我买你来是干吗的?!”因此小童认为奴才对待主子“分当如是”,不然就要吃皮肉之苦,不敢不自献(卷六)。而另外一个娈童起初非常柔婉,但是自从无意中窥见他人同性性行为后,觉得“丑难言状,与横陈之女迥殊,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,悔不可追,故愧愤欲死耳。”后来竟逃走改名异姓读书去了。(卷十二)纪晓岚对老年同性恋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,认为“扶杖之年,讲分桃之好,逆来顺受,亦太不情”(卷十六),似乎中国古代gay到老的人很少,多半结婚去了,不过潦倒的时候也会利用后庭花挣点零花(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在这个方面全无障碍,得心应手,他千方百计与丈人的妾婢乱搞,但落魄后又与道士、土作头儿鸡奸,并且从道士那里偷钱去嫖娼)。有人对纪晓岚说,曾经在深山看到两个老翁“携手笑语”,“拥抱偎倚,意殊亵狎”,“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,恣为淫媟”。纪氏感慨说:“天下真有理外事矣。”只好用采阴术来牵强地加以解释,虽然他引用某偏僻的古籍证明采阴术“非但御女,兼亦御男”,但他仍大惑不解地说:“采及老翁,有何裨益?”(卷二十四)《阅微》里还记载了一件奇事,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佃户居然被一条龙扯烂了裤子,“捩转其背”强暴了。纪氏极为惊讶地感叹说,到田头送饭的农妇这么多,这条龙居然去搞一个男的;搞男的也就罢了,小牧童也不少,作啥去搞一个“衰翁”?“此亦不可以理解者。”(卷十三)
 《阅微》中另一个六旬老翁被强暴的案例,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却并不是一件不可以理解的奇事。驻守乌鲁木齐的二十岁的士兵灌醉了一个借宿的“灌园叟”,实施了鸡奸。老翁醒后,非常气愤,报了官,士兵所受的惩罚是被除了粮饷。在军队、监狱、远洋水手等缺乏异性的环境中,的确较易发生同性恋行为,如果这位士兵在年龄相当的同性中也找不到发泄的渠道,那么此案的发生也不算是咄咄怪事。在这个故事里,还可以见出,清代社会对同性恋相当的宽容,处罚甚为轻微。纪昀本人虽然偶有微词,基本上算得襟怀夷旷,这与他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所体现的平和中正的态度也是一致的。《阅微》的篇目有“消夏”、“如是我闻”、“姑妄听之”的说法,当然是自谦的说法,不过我这篇小文,特从大学者的微言大义里单捉出同性恋来,也许真的只能聊以一遣这漫长严寒的冬日吧。

1月8日

魏晋名士的梳妆台

    因为发现不在我msn上的人也可以搜到my space,我当下好奇心起,搜了一下自己的文章《魏晋名士的梳妆台》,顿时惊怒交集,发现敝帚居然既没有注明转贴,也没有署上作者发表名,出现在一些论坛和博客上,还弄上花里胡梢的什么“涂脂抹粉以柔弱为美,魏晋名士香喷喷的梳妆台”-_-!!!还充斥错别字,以及胡乱删文——sai说,你不但被盗用而且被嫌弃了。虽然写得很不怎么样,但是被人弄成这样也非我的本意,我还是赶快发在自家博客上吧
 
魏晋名士的梳妆台
 
   

在中国历史上,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,出产了那么多著名的美男,朗朗如玉树林立,光照千古,也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南北朝那样,男子对仪容之美的追求达到如此狂热的地步。在其他历史时期,史传记载男子仪容,至多说一句伟岸魁梧、相貌堂堂,而在此期,名士要长成一个“玉人”,才会被人津津乐道,王羲之见到一位美男名士后,发出了这样的感叹:“面如凝脂,目如点漆,此神仙中人。”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篇的美男典籍《世说新语·容止篇》,其中对美男的描绘和赞誉,无所不用其极,足可令后世的形容词完全失去生命力。貌美善清谈,就会被人称赏,甚至居高位,自然而然的,除了少数几位“粗头乱服皆好”的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超级美男外,朝野上下都极为注重人工的修饰。

此期的时尚男子“无不熏衣剃面,傅粉施朱,驾长檐车,跟高齿屐,坐棋子方褥,凭班丝隐囊,列器玩于左右,从容出入,望若神仙”(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)。现在的metrosexual(城市新男人)们玩的香水、美容、名车、恋物癖甚至磕药(魏晋豪门中最流行的事情之一就是服用寒食散,吃完以后“身轻行动如飞”)、性解放,老祖宗们早就都玩过了,并且玩出了境界——望之如神仙,现在的美貌小儿郎至多是像Flower罢了,到不了美得让人低头让人膜拜的程度。

美男的标准是“玉人”、“璧人”,最妙的就是谈玄的时候“捉白玉柄麈尾,与手都无分别”,当然要白,要更白,古天乐生在魏晋就可以不用去照紫外线灯,但粉扑是不能少的。汉代的男子已经开始傅粉,起初是幸臣的行为,“孝惠时郎侍中皆傅脂粉”(《汉书·佞幸传》),到东汉末年,士人也开始傅粉,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称其“胡粉饰貌,搔头弄姿”。这个时候,对傅粉男子的描写还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,但到了魏晋,傅粉之风已经普遍存在于上层士族中间,不足为怪了。史书这样记载曹植初见邯郸淳,“太祖遣淳诣植,植初得淳,甚喜,延入坐,不先与谈。时天暑热,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,傅粉。遂科头拍袒,胡舞五椎锻,跳丸击剑,诵俳优小说数千讫”(《魏志·王粲传》注引《魏略》)。此时的子建,正处于人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期,一个风流自赏、任性放诞的翩翩佳公子。曹植的傅粉,也许尚带有因表演需要而粉墨登场的性质,而作为曹操养子兼驸马的美男学者何晏,傅粉就完全是出于自我修饰的需要了。很不幸,大家一说起何大人,往往不是他的学术造诣或者政治作为,却是“傅粉”二字。不过谁叫他“性自喜,动静粉白不去手,行步顾影”呢?何郎的玉手既然须臾不离粉盒,他的大名自然也与傅粉二字永远不能脱离关系了。《世说新语·容止篇》记载了一个著名的类似娱乐新闻的故事:“何平叔美姿仪,面至白。魏明帝疑其傅粉,正夏月,与热汤饼。既啖,大汗出,以朱衣自拭,色转皎然。”好事的皇帝也许是出于妒忌心理(正可见社会上对美的重视程度以及傅粉的普遍),大夏天的让何晏吃热汤面,粉白不去手的何晏居然没有被逮到,看来安全措施做得十足,现在的女明星需要向何大人好好学习,免得被狗仔队拍到无妆照。“傅粉何郎”,作为诗词歌赋中一个重要的典故,屡屡被用来形容人与物的皎洁美丽,甚至用来吟咏花的玉雪可爱,宋人彭渊材咏海棠诗云:“雨过湿泉浴妃子,露浓汤饼试何郎”,黄庭坚的“露湿何郎试汤饼,日烘荀令炷炉香”更是名句。以美男喻花,不是六郎如莲花,而是莲花如六郎。六郎张易之,也是“傅粉施朱,衣锦绣服”的主儿(《旧唐书·张易之传》),不过唐朝以降,傅粉多是男宠行径,已非名士所为了。

“日烘荀令炷炉香”,暗香浮动也是此期美男的一个硬性指标。现代时尚男少不了一两瓶海洋或者森林香型的香水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们要做的功课更复杂,需要用香炉来熏衣服。现代时尚男或许会熏人一跟头,惹人腹诽,古代名士则比较倒霉,曹丕一不小心用错香型,被坐骑讨厌,居然吃了皮肉之苦。(《魏志·朱建平传》:“帝将乘马,马恶衣香,惊啮文帝膝。”)正如傅粉与何郎如影随形一样,与熏香二字结下不解之缘的则是上面提到的荀令荀,其惊人事迹是“至人家,坐处三日香”(《襄阳记》)。其留香之持久,真让现代的香水制造厂商汗颜。李商隐就有点疑心荀家中的熏炉需要频繁地更换香料(“荀令熏炉更换香”《早梅》)。然而晋代的香料更令人咋舌:“时西域有贡奇香,一著人则经月不歇。”(《晋书·贾谧传》)相较而言,佩戴香囊,更为简便,同时也是漂亮的饰物。《世说新语》说:“谢遏年少时,好著紫罗香囊垂复手。”与傅粉的风气仅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名士不同,佩戴香囊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清代,黛玉就生气铰了给宝玉做的香袋。

除了上面所说的外表修饰以外,魏晋南北朝名士也注重以内养外、通过饮食调理容颜。服用寒食散,便是他们的极端方式之一。服散是此期贵族中风行的生活方式,这固然是为了追求长生,但更显见的药效是刺激人面色红润,精神旺健。首先提倡服散的何晏就说:“服五石散非惟治病,亦觉神明开朗。”他的“美姿仪、面至白”无疑给寒食散做了生招牌,服散在追求姿容美的贵族中蔚然成风。
魏晋南北朝名士对容貌的注重,有其历史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基础。自东汉以来,就极为重视人物品评,起初有政治上“选官得才”的实际用途,于仕途有极大关系。为了让操持舆论的名人“一见便识”,给出有利于自己仕进的正面评价,青年士人难免要注重修饰外表。余英时先生更提出:“魏晋以下士大夫手持粉白,口习清言,行步顾影之风气悉启自东汉晚季,而为士大夫个体自觉高度发展之结果也。”(《士与中国文化》)将对仪容之美的追求与士人个体自觉相联系。此外,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同性恋的两大高峰期之一(另一个时期是明清),同性恋男子远较异性恋注重仪容,虽然魏晋名士对美的追求未必是好男色的结果,然而难免让人隐隐疑心断袖之风在其中所起的作用。

对美的过分的追求,或许总带着不祥之气。美如何晏,“好服妇人之服”,被另一位学者傅玄斥为“服妖”,而何晏也果然不得善终,被砍了头。而整个社会对美的长期过度追求,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国家的积弱。明代即有学者指出:“晋重门第,好容止,士大夫手持粉白,口习清言,绰约嫣然,动相夸饰,鄙勤朴而尚摆落,晋竟从此云忧。”(屠隆《鸿苞节录》)偏安一隅后的南朝士人仍以柔弱为美,无力抵挡“关中之人雄”的北军,遂至于亡。